看到为老人求言路的“优遇”的文章，心底里着实“不亦说乎”。盖自己也早入于老年之列，而况咱中国也已踏上老年社会的门槛，老人一天天多起来。倘有话无处说，实在益增其暮气，加重暮年的孤寂。颐养天年云乎哉。
不过由“童言无忌”而“老言无忌”，却使我别有一种清凄。
那正是童年的时候，十岁出头，在江南的故乡农村读私塾，很赶上几次过年，自然是旧历年的热闹。半个世纪过去，幸未痴呆，记忆犹新。其中之一，就是贴春联。除了大门的主对联，每个房门都有一付小对联，堂屋还要东斜西歪地贴几张，独立成句的春联。其中就有“童言妇语，百无禁忌。”
固然，儿童天真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这可不是指他们拆穿了“皇帝的新衣”，给予优遇，而是指他们幼稚无知，说的话不算数，祈求上苍不因儿童无知说了犯忌的话而降祸。此所谓“得罪于天，无所祷也”，“童言妇语”不在其内。“男帅女，女从男”，妇言算什么东西！正因为有这一共同点，才会把“童言”与“妇语”捆绑在一起。显而易见，这并非优遇，而是歧视。年龄的歧视，性别的歧视。丝毫没有特准他们放言无忌的意思。这又因为过年需要吉利，需要“一团和气”，而禁忌动用惩戒者也。决不是家大人有什么宽容。
过去的记忆，眼前的文章，促使我想了一想，不得已也想多几句嘴，虽然，“卑之无甚高论”，常识而已矣。
一是老人，妇女，儿童，学会尊重彼此的人格，平等相待，作个朋友，在朋友的情谊上再增添该有的父母子女之亲，夫妇之亲，师生之亲。老人对儿童不要摆老子老娘的旧架子，也不要倚老卖老。男人对妇女不要摆主子的旧架子，勒令她们对自己“三从四德”。儿童嘛，未成年，尽可适情任性，天真烂漫，撒娇难免，断不可学“老莱娱亲”的“诈伪”。待到成年，也不要因为世界是我们的，未来在我们掌中，而摆那“十年的媳妇熬成婆”的旧架子。
二是老人，妇女，儿童，各各说自己的话；不要装假说别人的话。“盖惟声发自心，朕归于我，而人始自有己；人各有己，而群之大觉近矣。”人生在世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性，要求，愿望与利益。从这一点来看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“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”，是人生之常，而无须贬斥。彼此都可以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而且事实也必然是这样的。为了办事，只能求同存异，也必然求同存异，否则，天下大乱，殷鉴不远；同归于尽，史有明训。然而，为了言说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为了思想随生活活法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，却必须求异，存同而求异，“惟陈言之务去”。流水不腐，人法自然。
这样一来，异彩纷呈固然很好，奇谈怪论满天飞，怎么办呢？于是而有三。
这三，毫无办法，秦始皇帝焚书坑儒，据说是为了统一思想，历史的铁铸般的事实是，言论统一了吗？没有。思想统一了吗？也没有。希特勒也焚书，据说也是为了统一思想。结果如何，全世界都看到了结果。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好如咱们中国古人所实行的：百家争鸣；只好如他家外国古人所戏称的：大狗叫，小狗也叫。
理想的态度，自然是“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”；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，真理愈辩愈明。
然后，人人都要顽强表现自己，争论是难免的。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“法先王”，“按既定方针办”是做不到，也不行的。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”。我以为批评好，批判也可，大批判也是一景。在可见的将来，大批判是不会绝迹的。这固然是可悲的存在，然而，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”呀。不违背宪法，无所禁止。造谣，中伤，诬蔑，是违法。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。对于老人也罢，妇女也罢，儿童也罢，不应要求他们对于异己言论的“兼包并容”，抱“自由主义”态度，只能要求他们除诉诸法治以外，不能求之于任何他力。比如，像林琴南先生写《荆生》那样，乞求于武人之类。
“兼包并容”是需要的，“宽容”是需要的，这要看清对象。这不能要求于言说者，无论老人，妇女或儿童，而只能要求于言说的掌控者，如一校之长，如一刊物的主编。蔡元培校长之所以名垂青史，与“北大精神”日月双辉，就在他掌北大时“兼容并包”“古今中外”，而不在蔡先生作为言说者毫无主见，不说自己要说的话。
同样的道理，“北京一份大报”能够发表青年不同意于老人的心声，那怕态度激烈，言词尖刻，那编者和主编都令我肃然起敬，虽然，我孤陋寡闻，不知道是哪一份大报。
老言有老言的可贵处；不但老年同样享有发表老言的权利。然而，世界毕竟是青年的，一个社会应该充满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青年的心声。如果一个社会多的倒是老言，未必是可喜的，未必是好事。当我也幸存入于老年之后，“指九天以为正兮”，是常常这样想的，的确，的确。
 |
